對已有翻譯批評的批評
http://www.lovevillalife.com 2013-09-16 14:27
法語翻譯公司
如果文學翻譯的一切歸宿只在于為目的語語言文化所接受，它便理所當然地成了一種“改寫”。這與任何國家的翻譯史都是相背的。而以“改寫”的眼光看待翻譯史，則翻譯史勢必表現(xiàn)為一種無序的狀態(tài)。
貝爾曼當然不反對以文化大背景，以文化移植的動態(tài)過程來剖析翻譯，這甚至與他的文化視野是相吻合的。問題在于怎樣看，支點是什么。托利拾其師祖佐阿之牙慧，將“翻譯文學”當作本上文學的一部分，但出于一種無法深入的矛盾，又只得把這種“翻譯文學”放在“周邊”的位置上，如是更加加深了歷史的混亂。
以貝爾曼所依據(jù)的闡釋學來看，“文學移植”的過程就會明了許多，翻譯顯然不是文化移植的最后一站。它也沒有必要越俎代庖，在其伊始就以適應本上文化標準的某種形式固定下來。貝爾曼在這里指出，文化移植有其不同的形式與階段：異域文學首先有一個被發(fā)現(xiàn)，被本語讀者注視的過程，這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文化移植，比時它卻仍然停留在出發(fā)語的語言形式里;接著——如果它與目的語語言文化沖突得太厲害的話——它很可能成為一種“改寫”；之后，便出現(xiàn)了梅肖尼克稱為“引導性”的介紹、主要是為著研究這部作品的一小部分人；然后便是以文學本身為目的的部分翻譯。這通常是不太完善的；最終必定出現(xiàn)多種重譯直至真正的翻譯最后來到。當然，只有真正的翻譯才算確立了原作的價值，但原作的價值實現(xiàn)與原作的本土化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翻譯文學”并不是本土文學的一個內(nèi)在部分，而是一個外加的，在某種程度上自治的領(lǐng)域，通常我們稱之為“外國文學”。
就這樣，梅肖尼克與托利為代表的特拉維夫大學派以極端的方式重新拾起翻譯理論自發(fā)展以來就爭論不休的老問題：是要忠實(忠實于原作)還是要再創(chuàng)造(以適應目的語語言文化)？兩個極端都是已有的客觀存在，真理卻到底在誰的手中？貝爾曼將兩類批評標準并置，給予肯定與否定，就是想要表明，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有一個不應跨越也不能跨越的中點：翻譯主體。翻譯主體將原作(及原作的語言文化)與譯語語言文化連結(jié)起來，并決定了連結(jié)的方式。因此，要進行翻譯批評，唯有從翻譯主體入手，翻譯批評從來就不可能——像托利要求的那樣—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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